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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蒋璟璟

日前，国家网信办就《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规定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公开征求意见。其中提出，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，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下，方可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。实现相同目的或者达到同等业务要求，存在其他非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方案的，应当优先选择非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方案。（央视）

“人脸识别”作为一项革命性的身份验证方式，一度被各方寄予厚望。而从最近几年的落地转化情况看，其普及度和可靠性，明显未及预期。至少在当前阶段，围绕“技术安全性”“个人信息保护”以及“人格权”等诸多议题，人脸识别依旧存在着巨大的争议，并且短期内看不到“消除风险，平息质疑”的稳妥办法。有鉴于此，立法和监管端的收紧，也就是理所当然、势在必行之事了。

新近公布的《规定》，基于对一系列上位法的具体阐述，为这一细分技术产品的现实运用，给出了全方位、极具针对性的约束框架。从中，我们明显能感觉到，整体政策基调的转向，也即从早前的“鼓励”转而趋于“审慎”。诸如“优先选择非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方案”等表述，直观体现了这种深刻的变化——说到底，一项技术产品或服务类型的法律地位和政策待遇，终究是由其自身的“风险与价值”所决定的。

毋庸讳言，当前大范围商用化的人脸识别技术方案，依然担不起全部的信任。特别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乃至“白菜化”的大背景下，人脸识别固有的“易被攻破”的缺陷，较之以往更被放大。之于此，各方心知肚明。所以，近一两年来，在涉及授权确认、财产交割等重大事项时，“人脸识别”要么被弃用，要么沦为一种鸡肋式的辅助验证路径，其生存空间和效力认同，均大不如前。在此语境下，《规定》进一步确认了收紧态势，丝毫不让人意外。

在技术端没有实质提升的前提下，现有的“人脸识别”，除了“方便”之外，几乎没有其他显著的优势。倘若横向对比“人格权被侵犯”“个人生物信息泄露”“被伪造冒用”的巨大隐患，该技术产品的“风险效益比”，更是低得惊人。当然了，《规定》也制定了一系列去风险的安排，比如说，严格限制了“远距离、无感式辨识”，强调“不得保存人脸原始图像、图片、视频”，明确“存储超过1万人人脸信息的应备案”，凡此种种，都旨在以制度的成熟对冲技术的不成熟。

“人脸识别”作为非高敏场景下的身份验证手段，或许可堪一用；但是，倘若要将之当成“意思自治”的确证方式，那么就注定问题重重了……以新规的发布为标志，进一步收束“人脸识别”的使用场景，收敛其内在的安全风险，这对于捍卫公民人格权利、财产权益，有着基础性和引领性的重要意义。